我们还应该看到，孙悟空在取经路上征服自然、降妖伏怪，往往超出了保护取经这一具体目的，还具有为民除害的社会意义。他们所碰到的妖魔，往往也是危害百姓的恶势力的化身。孙悟空三调芭蕉扇，如果只是让唐僧一行通过去西天取经，那么他只要轻轻煽两三下即可通过，但他为了使得这个地区“五谷养生”，使老百姓能“依时收种，得安生”，便连煽49下，使之永绝火根。他打死妖魔救出唐僧，因为不少妖魔的罪恶，主要不在于想吃唐僧肉这一点上，而在于妖魔想吃唐僧肉之前，已经吃了无数黎民百姓，如果不除掉，还将残害无数生灵。如第78回描写比丘国国王为了延年益寿，竟然要用1111个小孩的心肝作药引，而且已经吃了很多小孩的心肝，何等残忍！孙悟空的这些降魔斗争的意义，远远超出了取经的本身，表现了一种嫉恶如仇、为民除害、除恶务尽的优秀品质。所以，作者一再通过书中人物之口，称赞孙悟空“专救人间灾害”，“与人间报不平之事”。这使得孙悟空的形象，思想内涵更加厚重，更加丰满动人，光彩照人。
2.积极浪漫主义的艺术特色。
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小说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、事件和矛盾斗争，一般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和可能存在的；而《西游记》中所描写的人物，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玉皇大帝、妖魔鬼怪等等，和其中所描写的故事情节，如大闹天宫、闯地府、搅龙宫等等，则都是现实生活中所不曾有过、也不可能有的人物和事物。但它们是作者通过幻想的形式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曲折反映。作者在描写这些神话人物和情节的时候，仍然离不开作者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环境，离不开在现实生活中所掌握的见闻材料和切身感受，并且在其中熔铸进现实生活的社会内容。《西游记》中的超现实描写，实际上是明代现实社会的一种折射。
《西游记》的浪漫主义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首先，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。
一是将神话英雄理想化。作者按照进步的美学理想，塑造了孙悟空这个理想中的神话英雄形象，赋予他无所不能的超凡的本领、过人的智慧和优秀的品质，追求自由，为理想而执着奋斗，这些都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。二是在神话人物的身上，将社会化的属性、超自然的神性和某些动物的自然属性结合起来，既个性鲜明，又具有典型意义。如猪八戒，既有现实世界中小私有者爱沾小便宜的社会属性，又有猪的肚大好吃、爱睡贪懒的动物的自然属性，更有力大气猛、武艺高强的天篷元帅的神性。又如孙悟空原是一个石猴，因而有猴子的机灵、好动、敏捷、淘气的特点，这又与他热爱自由、不受束缚的叛逆性格相一致；而他那上天入地的广大神通和变幻莫测的无穷本领，又是作者幻想中的超自然的神性。这三者结合，使得这个神话英雄形象更加神奇，更加有趣，更加富有艺术魅力。
另外，有不少神魔的艺术形象也个性鲜明。它们常常从作为动物的生理素质中，引申出它们各自所擅长的法术和手段。如蜘蛛精会从肚脐孔里冒出丝绳，金翅大鹏雕展翅一煽就可以飞出九万里，月宫里的玉兔精跑得特别快，而地涌夫人老鼠精就住在三百多里深的地洞中……诸如此类，奇不胜收。在这些描写中，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没有互相排斥，动物的外表和人的性格并没有彼此游离，而是虚实相映，真假参半，起到了相辅相成、相映成趣的艺术效果。
其次，表现在对神话世界的神奇描写上。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没有一部作品像《西游记》这样创造了一个有机完整的、瑰丽多姿的、丰富无比的神话世界。一打开《西游记》，无数神奇的描写立即争奇斗艳地奔涌到我们的面前，使我们如行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，美不胜收。在这个神话世界里，有景色优美的“仙山福地，古洞神州”，有金碧辉煌、光怪陆离的神的天国，有主管生死、幽暗阴森的阴司冥府，有至高无上、唯我独尊的西天极乐世界，还有形形色色、各种各样、形状不同、风格迥异的妖魔洞府。写到环境风光，则有“鹅毛漂不起”的流沙河，有铜头铁身经过“也要化成汁”的火焰山，还有美丽的花果山、水帘洞等等。写到法术斗宝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会儿顶天立地，一会儿又缩小成绣花针放在耳朵里；拔根毫毛，吹一口气，要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。哪咤的三头六臂，二郎神的七十二变，可大可小的芭蕉扇，吃了怎么煽也纹丝不动的定风丸等等，就像似五光十色的万花筒，瞬息万变；又像似应有尽有的百宝箱，取之不尽；更像似五彩缤纷的丝线编织而成的一幅绚丽夺目的奇特画卷，舒展把玩，不忍释手。
看着那一个个变幻莫测的神魔形象，那一出出惊涛骇浪的壮阔场景，那一次次震天动地的紧张战斗，我们感到千奇百怪，扣人心弦，但却不感到荒唐可笑。这些腾云驾雾、来去无踪的神话人物，跟它们各自所使用的神奇武器，以及所处的神话环境，都相应协调、和谐统一。由于这些人物、武器、环境等，都是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极度夸张了的，所以使人感到无一事不奇；又因为这些经过夸张了的人物、武器、环境等，都是以一定的现实生活为依据的，所以又使人们觉得无一事不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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